[56]于是，如果看到故事化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精心编排了人物、事件、情节、场景的叙事路径，那么，也需看到诉讼战场同样也存在编排叙事路径的用心，甚至需看到，在法学研究中，包括本文研究所提到的现实法律经验材料，并在其中寻找联系，亦为一种编排用心的表现。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变迁，特别是现代法治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利益、法律秩序、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23) 如果说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为依据，以主权国家的政治秩序作为思考法治的尺度，那么现代新型法治理论必须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主权国家的政治想象，以更大的帝国乃至全球人类文明秩序的建构作为思考法治的尺度。

这与其说展示了一个政治姿态，不如说暴露出我们在思想上的懒惰和智识上的贫乏。法官正是对这些多元主义法律进行比较取舍，才能得出最终的判决。法律多元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兴起，它与法律现代化理论法律与发展理论法律移植理论法律文化理论和比较法研究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与宪法统帅的国家法律体系二元格局已经写入国家法治建设的蓝图中，但中国的法治理论依旧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的国家法一元论，以至于党章党规党法在法学理论上无法被给予名副其实的安顿。由此，法律多元主义就展现为社会中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程度的精神生活，从而遵守严苛程度不同的法的约束。

(13) 参见〔美〕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现代法治无形和有形的暴力正是通过秋菊的困惑展现出来。第三，这里所说的自相矛盾，不是是非对错层次上的性质判断。

应该说，这些都是初步的介绍。在1959年和1967年，英国议会又分别通过了该报告的立法建议。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哈特一直强调说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还嘟嘟囔囔地说不能因为承认狭义的真理就放弃追求更广泛的真理[5]622等等。一个改造，即将法律即命令学说改造为法律是规范的学说。

[4]181 第三，在哈特的思考中，在两次论战中，哈特分别讨论了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不同方面。对于这个观点，哈特自己还是相当坚持的。

大家一致认为，哈特始终是以实证主义法学流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思考和论述的 （1）。从哈特文章和著作行文来看，他愿意承认道德对于法律的影响，只是由于实证主义法学基本信念的存在，哈特才不得不尝试一些方法，以便在坚持基本信念的前提下，承认道德对于法律的作用。第一，在1961年发表的《法律的概念》中，尽管哈特仍然坚持了这个说法，但是，哈特的坚持有了一些新的内容。第二，判断一则法律究竟是真法律还是假法律，关键因素在于它是否符合道德原则。

（参见: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5.) ④哈特解释阴影问题是这样的。四是人类享有的有限资源。哈特自己表示，他承认前两个命题，但是，反对第三个命题。我们发现，哈特法律思想中的这一矛盾说法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反过来，完全有理由推论说，判断一部或多部法律是否可以被适用的唯一标准就是它或它们的道德品质。尽管有些拗口，但是，这段话的意思还是明确的，即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无须要由道德确认。

参考文献： [1]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M].北京:法律出版社。可以服从的法律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而那些不应适用的法律则是不完整的、残缺的法律。

也就是说，哈特的议论基本都在上述三个命题或学说的范围内展开的。哈特认为，在没有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时，不能仅从违反道德标准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不是法律规则。面对这样一段自然法色彩鲜明的短语，哈特一直希望将其吸收、消化在自己的实证主义法学系统之内，使它看起来更加实证主义法学化。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对待纳粹德国法院的依法审判，哈特似乎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他多少有些仓促上陈，有些随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导致重复舆论中的多数意见等等。摘 要：哈特对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系统性认识，存在一处自相矛盾的说法。[2]186这样的评价，信乎哉?吾信矣! 总之，我个人认为，哈特所谓与道德冲突的法律不应被遵守的观点，放在哈特的整个思想体系里，它就是一个外来的认识，是一个典型的自然法观点，是一个与他的基本思想信念相互矛盾的说法。

不过，后来当我们在回顾哈特究竟说了什么的时候，在希望能够概括哈特法律思想的时候，偶然地将上述的表述放在一起，于是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即哈特的这个说法与他的法律思想体系是自相矛盾的、彼此不相容的。英国政府在1954年成立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沃尔芬登男爵担任主席。

②哈特说，这三种学说构成了法理学功利主义传统。由于它强调道德在识别法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自然法学说色彩的观点。

所谓法学思考和认识，那就是根据法律规范来讨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认识的出现意味着自然法学说的重新登场。

我们可以将产生于标准情形或确定意义以外的问题称作阴影问题。按照哈特的思想，符合道德原则的法律，就是可以适用的法律，就是真法律，而那些不符合道德原则的法律，是不能适用的，是假法律。第二，哈特的坚持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由于资源有限，必须要建立有利于人们自我约束的制度和规则。

哈特甚至提出，我们不能认定，一个法律制度中所使用的检验特定法律的法律效力的标准，必须明示地或默示地包括对道德正义的引证[4]181。三、一处自相矛盾的观点 前面，笔者大致介绍了哈特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认识。

德富林法官不认同上述建议，认为对于同性恋行为还是应该坚持法律禁止的态度。哈特甚至认为，对于制度的道德批评，尽管可以做，但是，一定不要使这种批评成为一种本身就有争议的哲学的若干命题[5]620。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说到缺陷，那就是，哈特对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认识没有给出一种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实证主义法学的解释。一方面，哈特希望从知识上，根据细致推理的方式来说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为此，哈特甚至提出了所谓的阴影问题 （4）。

第三，就哈特对于自然法学说的态度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哈特是接受自然法理论的。一种方法，即规范分析法律概念。哈特区分为如下几个问题。另一方面，哈特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一文中，将实证主义法学概括为三个理论命题 （学说）（2），并表示自己的思考是在接受其中的两个命题 （学说），反对其中的一个命题 （学说）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 （3）。

之后，无论哈特还是富勒都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思想，继续争论[2]183。如果简单地对比上述两次讨论，我们会发现，第一次讨论，即哈特与富勒的争论更多是法学界内部的一种争论，而第二次讨论，即哈特与德富林的论战就超出了法学院的范围而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了，因此影响似乎也更加广泛。

面对德富林的批评声音，哈特再次出场，他支持沃尔芬登委员会的报告，反对德富林法官的看法，并将自己的有关认识集中在《法律、自由和道德》[3]5一书之中公开发表。从理论上看，法律与道德之分离是哈特的一贯主张，而现实问题则是哈特对战后德国法院依法行事案件的意见。

应该看到，与哈特1957年的说法有些不同，哈特1961年的解释有了一些新特点。当然，哈特在表示自己上述思想时，还有一些具体措辞。